清帝围猎活动探讨

弓友之家

作者：耿之矗  来源：马氏通备武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耿之矗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师，暨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毕业，多年来师从马明达教授系统学习通备武学。耿之矗博士学、术兼长，对于满洲射箭文化有深入研究，曾获得第一届全国长、短兵交流比赛大量级冠军、世界中华国术大赛短兵大级别冠军等。   

      满族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渔猎文化，狩猎是其日常生活方式，从中孕育了满族的质朴勇敢的民族性格，也培养了满洲人弓马骑射的生存技能，并保障了满洲军队的强大战斗力。因此，在太祖、太宗开国之初，便常率诸贝勒大臣进行围猎，于射猎之时整饬军令，申明赏罚。及定鼎北京，为勤习武备，继承传统，顺治时开始在南苑、塞外举行围猎。康熙时设立木兰围场，兴建热河避暑山庄并沿途行宫，每岁出口校猎成为惯例，至乾隆时期达到高峰，嘉道以后逐渐式微。
    中国自古便有农隙讲武的传统，先秦有春蒐、夏苖、秋狝、冬狩，其后历代或盛或衰。但是，在清代，不论是从狩猎活动的规模、频率，还是在制度体系的完善、重视程度等各个方面来讲，都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清代对围猎活动的称呼有很多，一般统称为行围、校猎、射猎等，而对皇帝新自主持的在型典礼性质的狩猎活动则称为大狩，对秋天在木兰围场举行的围猎又称为秋狝。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清代围猎活动的研究多集中在木兰秋狝，台湾学者曾作有专著《清代木兰围场的探讨》，于1989年出版，其他学者如阎崇年、杜家骥等都写过专门的文章进行介绍。但是，有关清代皇帝在南苑、塞外等处的围猎活动，以及清代的围猎制度都缺少研究，对围猎活动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也缺少分析。本文在对其地点、时间、方式、频率、规模、内容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行制度与文化上的探讨。

清帝围猎的时间与地点

      自清军入关以后，已经不再具有入关前可以随处围猎的自然环境。因此必需重新开辟较为固定的围场，以满足射猎的活动的需要。又由于季节、天气等对野生动物以及射猎的主要工具弓箭的影响较巨，所以也形成了时间上的规律。

      综合清代各种资料的记载可知，清帝举行围猎的主要地点有：

       1、南苑。地点在永定门外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系元代所建射猎之处，名飞放泊，明永乐中增广其地以为蕃养禽兽、种植蔬果之所，中有海子大小凡三，别名南海子。清代开始设总管防御等官守之，周围缭以垣墙，四达为门，供皇家与禁旅射猎行围射猎及校阅士卒之用。

      2、木兰围场。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巡幸塞外，蒙古翁牛特等部落贡献土地为围场供射猎之用，周一千三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避暑山庄于热河。其后陆续建造了自古北口至热河，自热河至围场的多处行宫，为皇帝巡幸塞外或秋狝木兰提供了便利。至乾隆年间，至热河避暑并到木兰行围每岁必举，规模达到高峰。

      3、塞外、盛京等地。入关之前，满洲就经常在塞外及盛京等处狩猎。入关之后，从康熙皇帝开始，在巡视塞外或者盛京谒陵之时，往往于适宜之地亲行射猎。

      4、淀河水围。地点在今河北省白洋淀一带，据记载“可取作围场者有二十一处”，康熙年间多到此行水围，并建有房屋以供休息之用。乾隆时对所有围场进行清点，并修葺康熙时所建房屋，改为行宫，复兴水围。

      5、除以上各围场外，康熙与乾隆在京畿、直隶，以及西巡途中、乃至亲征途中，均随时行围射猎。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就曾在西巡路途中曾为当地居民射虎除害，人们遂改其地名为“射虎川”。

       至于围猎的时间，一般集中在秋八、九月、冬十月和早春正月。康熙曾规定：“冬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看马之肥瘠，酌量行围。”其中，秋天多于塞外、冬春多在南苑。形成这种射猎时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因为秋冬多兽，马匹肥壮。
       二是因为满洲人本来生长于东北，入主中原后，难以适应夏季暑热，因此皇帝每年七月份便奉皇太后到热河避暑山庄避暑，处理政务，热河俨然成为清代“第二政治中心”。在此时举行围猎，习武绥藩，一举两得。
       三是因为秋冬季节，气候干燥，利于弓箭的使用。乾隆帝曾做《木兰杂咏》专门论及此事，内有“草浅兽肥候，非春合是秋”句，并注曰：“魏文帝《典论》谓岁之暮春，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云云。其言非知猎者，盖春草虽浅而兽不能肥，必待秋深草枯，芜原平浅，方堪驰骋，而兽亦至此时乃肥硕。至于弓力尤须风髙始劲，若春多阴雨，弓安能燥乎？”
       四是因为冬天与初春处于农隙，捕猎野兽也可以保护庄稼幼苗。早在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就降旨：“今朕猎回，见禾稼茂盛，足觇有秋，恐尔等仍前放鹰驰猎以致蹂躏田禾，殊堪轸念。必俟收获之后方许放鹰，勿得玩违”。   
      通过狩猎的时间规律反映出了满洲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不同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同刊可以看出，从顺治开始，清朝的皇帝已经开始由一个马背上的军事领导者向一个农耕社会的统治者转变。

清帝围猎的基本情况

      清代皇帝躬亲围猎的状况每朝皆有不同。如果上溯至清太祖的时期，则总共可以分成四个时期。太祖与太宗为一个时期，从顺治至乾隆为第二个时期，嘉庆、道光为第三个时期，道光以后为第四个时期。太祖与太宗时期尚处关外，打猎行围仍旧是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与军事活动，与入关之后重新开展起来的围猎活动在条件和动机上都有很大不同，不能等量齐观。定鼎北京之后，从顺治至乾隆四朝，是围猎活动由兴起至鼎盛的时期，嘉道时期开始急剧衰落，至道光以后几乎废止。

       1、顺治时期：顺治是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由于幼年继位，全国尚未完成统一，加上皇权之争激烈、满汉矛盾冲突不断。年幼的顺治皇帝虽然深知骑射传统之重要，亦知射猎行围之必需，却因大权旁落，往往力不从心。及年长亲政之时，顺治皇帝又因政务繁忙，无暇行围。顺治十年（1653年），皇帝幸南台，赐宴百官。席间上持弓顾谓诸臣曰：“我朝之定天下，皆弓矢之力也。曩者每岁出猎二三次，练习骑射。今朕躬亲政事。天下至大，机务至繁。凡一应章奏，皆朕亲为批断。日无暇晷。身虽无暇，心常念兹不忘也。”

        2、康熙时期：经过顺治年间的调适，康熙时期，清朝基本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四海承平，战事平息。旗人不习战阵，又不事生产，养尊处优，渐失锐气。至三藩之乱，疲态尽显。因此，康熙皇帝开始注意官兵训练，每年定期于南苑期亲率行围，以激励官兵。又因边疆未宁，俄国虎视眈眈，遂以塞外行围，绥抚诸蒙古部落，维护多民族统一。在康熙时期，行围射猎成为每年惯例。于冬春之际至南苑行围，以操演官兵。除个别年份外，每年秋季或出塞，或至木兰围场，概亲行射猎。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年逾古稀，仍以抱病之躯，在木兰骑射行围。在他驾崩的前三周，还到南苑进行了他平生的最后一次围猎。    统计《圣祖实录》的记载，康熙皇帝一生于南苑亲自行围80次，前往木兰围场40多次，亲自行围26次，塞外、河北、盛京等其它地方亲自行围50次。以围猎的地点来讲，康熙亲行围猎以南苑为主，后来逐渐扩大到直隶，又开辟木兰围场，围猎之所渐向塞外转移。行围大队连年出行塞外，也引起朝中不少不同意见，因此，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圣祖不无感触的告诉诸位议政大臣：“有人谓朕塞外行围，劳苦军士。不知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军旅数兴，师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于训练之所致也。”算是临终前对自己一生力举行围的总结。

       3、雍正时期：雍正虽然亦视围猎关系紧要，但他在位的时里，却没有一次亲自行围。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因为雍正政务过于繁忙。雍正在藩邸四十余年，又经历过皇位的明争暗斗。“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之习，皆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并因此而宵旰忧勤，对康熙宽政而遗留的问题进行修正。二是因为雍正不娴骑射。雍正曾拿自己与康熙比较，说：“皇考神武天授，挽强贯札之能，超越千古，众蒙古见之，无不惊服，而朕之射技不及皇考矣。皇考圣体康强，如天行之常健，春秋已高，犹不减壮盛之时，而朕之精力又不及皇考矣。是以临边讲武之事。未曾举行。” 雍正称自己射艺不精，确是事实，举例来说，康熙帝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始，每年行围射猎，经常带众阿哥随行。但是，雍亲王胤祯随驾前往的机会在众兄弟中相对较少，只有三次随驾前往。

        不过，雍正以他惯用的方式，三令五申，严格制度，以保证八旗训练以够有康熙时期的围猎之效。他曾明谕八旗武职官员：“从前皇考每岁行围，令众人学习技勇，服习劳苦。及朕即位，仰思皇考付托之重，八年以来，励精图治，未及巡幸郊外。而武职大臣侍卫官员兵丁技力亦渐不如前，不可不急为整饬。嗣后八旗武职人员及各省驻防之武职人员年未至五十五岁者，勒限半年，令各奋力学习一切技勇。若仍有自图安逸、不肯学习者，或经朕调来引见，或经朕行幸时查出，必重加惩治责革”。可见，雍正对八旗的骑射训练也从未懈怠，也对围猎的作用心知肚明。

       4、乾隆时期：经过顺治时期的开创、康熙时期的实践推行，雍正时期的规范调整，至乾隆时期，清朝的综合国力达到鼎盛。乾隆仿效康熙成规，秉承雍正遗训，大兴围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谕：“行围肄武，原为满洲旧习。皇祖在位六十余年中，每岁必出口行围，实为教养满洲至意。朕临御以来，抑法成规，岁行秋狝。”乾隆朝在围猎方面也表现出空前的兴盛，据笔者统计，乾隆一生亲自至南苑射猎48次，并有40余次前往木兰。总体上来看，乾隆在前往南苑的的次数少于康熙，在前往木兰的次数上与康熙持平。但是，若以亲自行围的次数来讲，则乾隆帝行围的次数要远超过清代的任何皇帝。木兰围场共有六十九围（一说七十二围），乾隆常常在每年八月份开始，每天一围，连续行围二十余日。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改定每次行围改行十五围。统计结果，乾隆一生在木兰行围597次，其它诸如塞外、河北、盛京等地方射猎61次。

    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已七十多岁，大学士阿桂奏请皇帝停骑马上围，改乘便轿。但是一直到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乾隆已届八旬，仍然表示要乘骑入围以表明恪遵家法。及乾隆帝归政，称太上皇帝之后，仍然进哨行围，但未乘马射猎。惟安坐看城。观嘉庆皇帝率领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外藩人等行围。
        5、嘉道及以后：清代的围猎活动在经过乾隆时期的鼎盛之后，至嘉庆时期开始急剧衰落。嘉庆一生前往木兰11次，大多无功而返，至道光四年（1824年），清帝至木兰行围的活动宣告中止。但是在嘉庆道光二朝，皇帝每岁仍遵从祖制于南苑行围。至咸同时期，皇帝至南苑行围也几乎停止。
       这种结果是有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首先，由于清代长期的围猎活动，加上偷盗猖獗，木兰围场的植被遭受严重破坏，野生动物也日渐稀少，直至无兽可猎。乾隆末期，木兰围场曾发大水，导致当年无法行围，已显衰落之态。嘉庆七年（1802年），嘉庆帝第一次至木兰行围，鹿已无多，至嘉庆八年（1803年）第二次至木兰行围时，竟然“查阅十数围，绝不见有麋鹿之迹。”
       其次，财政方面出现的问题是迫使清帝停止围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嘉庆七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汪承霈谏阻秋狝木兰，称：“顺天府属雇车掣肘，咨商直隶总督协济车辆，已露为难之意”可见长途至木兰行围已经成为地方上的沉重负担。道光帝在道光四年曾无奈的宣布：“今岁秋狝木兰，允宜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绥，所有今岁热河行围亦着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此后二十五，再未举行。道光以后，内忧外患，国库空虚，连满洲的根本之地东三省官兵的就近小规模行围都已无力维持，同治称：“东三省官兵，征调频仍，且俸饷未能如期照数关领，由是行围之事，久已停止。”可见，围猎制度的兴衰实质上是由清代国力与经济实力的盛衰所决定。
       最后，关内长期的安逸生活与满洲的过度汉化都使清朝后期的皇帝对围猎的热情减退。嘉庆六年（1801年），鉴于乾隆帝于乾隆六年首次举行秋狝，嘉庆帝颁谕：“因思今秋往木兰行围，大营所用车辆及除道成梁等事皆需民力。此次大水所淹，岂止数十州县，秋禾已无望矣，若重费民力，予心不忍。况畋猎近于嬉游，我皇考自乾隆六年始行秋狝，今年虽系六年，尚在皇考三周年内，远行射猎，终非所宜。”如果说不忍劳费民力，或者慎终追远，不宜行围还可以算是堂而皇之的理由，那么谓“畋猎近于嬉游”，则与祖训大相径庭，殊失康熙乾隆行围木兰之初衷。此谕一出，满朝文武均表赞同。可见从上至下，对木兰行围已无多少热情。在嘉庆时期勉强坚持以后，道光时终于停止。而近在京城的南苑行围至咸同时期也鲜少举行，则证明此时的皇帝已经无法将行围射猎之祖制贯彻执行了。

清帝行围的内容与目的

       清代皇帝行围均有一定的程序和礼仪。遇皇帝木兰行围之年，各地驻防八旗要挑选所属官兵材艺优长者分班遣赴京师随围学习。理藩院行文扎萨克王公等选猎士一千二百五十人准备届时随围。行围之前，总理行营王大臣奏请向导官一人先莅围场，于銮舆所经之地除道清轨。行围出发之时，皇帝御征衣，乗马出宫，翊卫诸臣，前引后扈，百官采服跪送。护军先至行围之处，因地制宜搭建御营。大军行进之时，严禁随驾官兵践踏庄稼或侵扰地方。营总巡警，严讥察，止夜行。到达目的地，则颁布行围禁令。接着，皇上钦命统围大臣数人先莅围场，按旗为队，分两翼斜行成列，各建大旗为标志。行围之日，管围诸王公率猎手先往撒围，所司设幔城于围所，奉皇太后观览，皇帝则躬临围场，亲御弓矢，射猎围合之兽。御前大臣、侍卫等皆射逸于围外者，从官追射。如遇大兽，虎枪官兵随后殪之。射猎结束后，驾还行营，以所获兽分颁扈从诸臣。礼成，皇帝赐宴，赏赉有差。俨然一个军事演习，但同时又是满蒙交流的盛会。

      其余如南苑、京郊或巡幸各处行围，程序与内容和木兰行围相同。只是随围人员有所变化。例如，在南苑行围则则先由统围大臣督八旗统领等，各率所属官兵先莅围场，八旗列于右两翼。至盛京等地巡幸行围，则由所至各地将军或蒙古王公各率所属官兵以从，分翼合围。

       关于围猎的目的，康熙和乾隆都在各种场合一再提及，主要有两个，一是肄武习劳，一是绥抚蒙古。但是在不同的地方行围，目的又稍有不同，在木兰行围，两个目的兼而有之，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过详细探讨。但是，南苑行围的作用，却明显被忽视。实际上，八旗主力驻防京师，南苑近在京郊，更利用随时行围，使王公贵族与众官兵练习骑射与行阵。因此，在木兰围场设立之前，南苑为清帝主要行围之所，而在木兰行围废止以后，南苑行围的活动又持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同时，行围也是教育皇子的主要方法，这种教育相当严格。南苑近在京师，地势平坦，更利于就近教育年幼阿哥。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早春气候较寒，南苑积雪未化，皇子弓箭总教习永贵奏请，停止年小阿哥等演围驰逐。乾隆听后十分不悦，谕曰：“永贵等均系满洲世仆，又素为阿哥等总谙达，理宜教训阿哥勤习骑射。乃以寒雪未融，奏请暂停阿哥等前往，殊属非是。朕每岁木兰行围，多值严寒雨雪，阿哥等俱随从行围。南苑非木兰可比，并无山场，地势平坦，岂有偶遇寒雪，即不可驰骋之理？” 借行围使众皇子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反映出清初统治者对质朴耐劳的传统、对开创基业的艰难有十分清晰的认识。事实证明，这种作法是有效果的，清帝大多勤于政务，多能文武兼长，和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不无关系。

总结

       按照汉学家魏复古(Karl A.Wittfogel）关于征服王朝的理论，清代是一个典型的征服王朝，面临着文化方面的强烈冲突。比较辽、夏、金、元等各个相类似的王朝，又以清朝统治成就最高。分析其重要原因，就是清统治者在渔猎、游牧、农耕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较好的完成了融合与调适。而围猎活动就是达成这种成就的重要手段。在学习吸收汉文化的过程中，清统治者依靠围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护了质朴尚武的传统、团结了边疆游牧民族、保持了赖以统治的军事力量。
       可以说，清统治者利用围猎这种原本与满洲生活、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有着密切关系的活动，不仅帮助其完成了创业大举，也帮助其担负守业重任。既使在今天看来，清帝的围猎活动也仍旧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首先，在处理与各种民族关系时，我们不能忘记文化的差异，而应该采取更容易与对方沟的方式，木兰行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次，清帝力倡围猎活动，引发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反思。通过清代的历史，我们看到清帝在面对汉文化时，并没有像之前的征服王朝一样极力抵制，而是表现出极高的学习热情，但是，他们又从自己文化的视角出发，看到汉文化当中懦弱虚浮的一面。这种缺点，在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的眼中也同样存在，因而不能简单的将其归为民族偏见，值得我们给予重视。清代的皇帝曾经为防止满洲人染上这种习气而苦心经营，也为此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应该说，他们的围猎活动给中华文化带来了一种劲锐的气象和活力，在今天仍具有实际的价值。